你生命中的圈子/ 阴谋论，舆论网红，与途径依赖

引言

「合金装备2: “每人都隐蔽到自己的小圈子，惧怕更大的论坛。 他们呆在自己的小池塘里，将便于他们的 -真相- 泄漏到整个社会日益扩大的污水池中。 不同的基本真理既没有冲突也没有综合。 在这里没有人会错，但没有人是正确的。 在这里世界无法进化。 世界正被 -真相- 所吞没。”」

《合金装备2》发行在9/11的两个月后。 西方文化对此袭击事件有着多种叙述。 最重要的之一则是当时美国总统小布什在反恐运动的初期说的一句话：“你要么是我们的盟友，要么是我们的敌人。”[i]

谁是我们？谁是他们？中间的历史由来是什么？ 这些问题在备战鼓声中不便提问。 在紧急状态下，敌我之间的界限方便保持清晰。

二十年后，敌人似乎就在我们眼前。 今天，在同样的正义感下，人们可能会发觉周围的人有着诡异，甚至不可理解的世界观。这些人是谁？我们看着他们穿着可恨又可怜的衣服，高呼被洗脑口号。 我们也会因他们滑稽的消亡而喜悦。

《合金装备2》中的那段叙述似乎预言了一些事情。 今天的人们似乎有着截然不同的世界观，这不仅在价值观上体现，而且每人肯定的 -事实- 也有所不同。一些人将我们的时代称为 -后真理时代- ：每人有着自己的小池塘，摄取着吻合自己世界观的事实。在这小池塘群集环境下，谁有权说自己是 -人民-，他人是敌人？自己 -正常-，他人异常？ 自己 -理智-，他人被洗脑？

此视频试图解析这些 -小池塘- 的组成结构。池塘与池塘的强度不同。 就像他们散布在一个有深浅端的游泳池一样。最深的极端是 -回音室-。 回音室是一种知识系统的通称。此知识系统的特殊性 是它包含了一个潜在的机制。此机制暗示塘内的人 拒绝信任塘外散播的任何信息，因而加固池塘的凝聚力。例如，-邪教- 与 -阴谋论- 是接近 回音室 极端的两种例子。 浅端则是 -认知气泡-，通常被称为 过滤气泡 。 信息过滤是一个基本现实，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为我们的精力有限。但在选择摄取部分信息的同时 也是对其他信息的忽略。 过滤显然会带来问题，那就是使我们在某些情况下容易陷入回音室的极端。

此视频从深端开始，先阐述回音室的特有机制。因为回音室的例子在社会中更为明显。 然后，我们逐渐走到浅端：那就是我们日常的信息过滤。可是信息过滤的 日常性 使它难以被觉察，因而存在着别样的阴险。

回音室

我们现看一个案例。披萨门事件中的 埃德加·韦尔奇（Edgar Welch）持枪闯入 彗星乒乓 （Comet Ping Pong） 餐厅。 他的目的是调查这家餐厅是否是个人口贩运网络的聚集点。因为披萨们阴谋论的一环节肯定 部分美国民主党官员参与人口贩运。 韦尔奇在餐厅中没有找到其证据，然后自首逮捕。 然而，其阴谋论群体将此事件视为 主流媒体的捏造。并且认为 韦尔奇 是阴谋势力 请的演员，故意抹黑披萨们阴谋论群体。[ii] 我想，韦尔奇应该对此感到沮丧。

好。我们能在这里看出些什么？我们可以看出回音室运作的各种机制。首先，回音室的第一机制是一个暗示：它暗示回音室内的人 外部的信息与证词不可被信任。换句话说，每个回音室里都藏着一种概念。这种概念的作用则是 阻止室内的人相信外界的信息来源。这种机制可被称为对 证据的预先否认。[iii] 例如，对于9/11阴谋论者，反疫苗阴谋论者，和气候变化否认论者而言，主流科学界的言论 已经被回音室本身 预先定性为 不可被信任。因此，来自外部的言论不会将被回音室保护的知识体系 做出任何削弱。

不止于此。 外界的不同言论 不仅不能削弱回声室内的知识体系。相反：反对的言论 还会 -增强- 回音室的凝聚力。 这第二种机制，与第一种密切相关：它就叫分歧强化。[iv] 分歧强化的作用是预先暗示回音室里的人 外界的不同言论不仅是不可信的，而且他们的来源具有着恶意的动机。其动机的一个重要部分则是 抹黑回声室内的知识体系。

换句话说，回声室还涉及一种被迫害狂心理：就是将外部的言论提前理解为对自身的攻击。因此，每次回音室内的人接触到与其相反的言论，都等于一次其回音室本身的强化。 如果一个人已经处在回音室中，这种推理可以理解。例如，如果你已经认为5G网络是某秘密组织对未来人类精神控制的工具，那么你可以合理地认为 所有反对的言论都是谎言。因为你与你言论的存在 阻碍了秘密组织的计划，所以反对你的言论一定是对你与你观点的打压。 所以，每当你遇到相反的观点时，你会更加相信你自己知识体系的真实。

并且，每当你在与同一个回声室中的人交谈时，彼此会互相沟通相同的事故，比如被外界驳斥。因此，持续加深回音室集体的信念 。同样，如果你已经相信披萨们阴谋论，那么韦尔奇事件 理所当然证实了你一直以来的怀疑，就是你的敌人比你先前所估计的更加强大与狡猾。

分歧强化与对证据预先否认两种机制的引申功能恰恰是：每次在反证或无法解释的现象出现时，回音室内的知识体系会立即重新构想并增强其敌人的能力，而不是在根本上改变知识体系本身。我将此机制标记为 对敌神化。

比如：为什么我们迟迟找不到任何证据证明登月录像是伪造的？因为政府的隐瞒措施做的太到位。 对于纳粹分子而言，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经济危机被归咎于犹太人，因为他们认为犹太人在暗中控制着德国。对于今天的反犹太阴谋论信徒来说，纳粹德国输掉战争的原因之一是因为纳粹政权低估了犹太人。 对于试图解释2016年美国大选失败与英国脱欧的自由派（liberals）来说，这意味着神化 俄罗斯网络干涉 和 剑桥分析公司的精准宣传 等因素。[v] 共产党渗透大学和政府的阴谋论也是一种对敌神话。 无论是以阴谋论，邪教还是政治风向为内容的回声室，其知识体系的必要机制是对敌人的清晰与强大的想象。

因此，每个回音室都有三样必要的机制。其一个是对 证据的预先否认： 也就是对外部的不同言论预先定性为不可信。其二是分歧强化：也就是预先定性反对言论的来源的恶意，因此，每次接触到反对言论，都等于一次对回音室本身的强化。其三是对敌人的神话：也就是在回音室遇到反证时，其知识体系会重新构想并增强其敌人的能力。此三种机制 及体构成回音室的基本框架。

阴谋论思维

现在，作为一个旁注：回音室与阴谋论始终被相提并论。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大多数阴谋论都是通过回音室的各种机制运作的。但是，阴谋论不等于回音室。部分阴谋论可能是明智的，甚至是道德的。也就是说，即使有很大的重叠，回音室不等于阴谋论。

阴谋论如何明智？ 首先，明智的阴谋论可以用事实证明。例如，在1946年的美国雅典县叛乱中，[vi] 由二战退伍军人组成的民兵 正确的识别了地方官员是个政治机器的一部分并且没有有进行公平选举的意图。[vii] 再例如，通过一系列后期解密的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文件，现在们可以证实 联邦调查局在60年代确实参与了黑豹领导人 福来德·汉普顿（Fred Hampton）等的有预谋刺杀。

阴谋思维的第二个明智的可能是：只根据官方的言论来认识世界是愚蠢的，即使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一些理论。[viii] 进而，将阴谋论者急切的标记为“愚蠢”或“疯狂”实际上是一个有缺陷的推理。因为 急切设标签 是基于一种对现实的假设：那就是一个人在自己的生活轨迹中是绝对自由的，并且独立于他们的社会历史情况。稍后我将在有关途径依赖的部分中介绍这一点。

另一个旁注是，阴谋论，邪教，意识形态和伪科学等类别存在着重叠。也就是说，它们具有一些相似之处，而没有一个单一的机制可以定义它们全部。但是它们都至少通过一种回音室机制运行。例如，创世论 明确地把自己与现代国家所持有的世俗科学相对立。此知识体系则有着 定性世俗科学为不可被信任 的暗示。因此，创世论算是一个回音室。原始人饮食法（Paleo Diet）和气候变化否认运动 （climte change denial） 也包括相同的回音室机制：就是预先否认主流科学言论。但这些回音室算是伪科学，不算阴谋论或邪教。科学教（scientology）则是经典的邪教，也是伪科学，也算是阴谋论，因为他们相信国家对他们的威胁。QAnon算是阴谋论，邪教，意识形态，和伪政治学，例如“ Q许可”等概念。新自由主义同时是意识形态，伪科学，邪教，但不完全是阴谋论。

过滤气泡

现在，让我们走向 浅端，那就是过滤气泡。过滤器气泡是我们所有人的基本日常现实。它的逻辑包括回音室的机制：只是回音室有着它自己独特的机制，也在我们社会中更明显，也更极端。换句话说，所有回音室都具有过滤气泡的机制，但并非所有过滤气泡都具有回音室的机制。 （不要让此图使你感到困惑。圆圈的大小并不表示圆圈的数值。）

好，什么是过滤气泡？主流定义是：它是一种知识上的隔离状态。产生于社交媒体程序对用户个性化的信息过滤过程。就是 在过滤中，有些信息会被放在你的眼前，有些信息则被遗漏。此过程涉及跟踪个人在搜索引擎上的搜索历史：他们的喜好，关注，以及其他潜在的数据点（例如地理位置）。这种跟踪的目的是为用户提供一种反映他们自己的兴趣，偏好和信念的网络平台体验。[ix] 简单的说：你想看到什么，平台会根据你的关注历史，给你什么。

这种模式的结果是它 逐渐引导人们将自己的知识生活凝固在比较固定的环境中。也就是所谓的个性化。同时，这种凝固意味着别样的信息与你基本隔绝。按照这种定义，此现象令人担忧的方面是 个性化的背景程序运作 处在用户的意识之外。 也就是说，你的信息摄取是由程序提供的，而程序的算法是你觉察不到的。同时你也不会知道 平台对所有人都是一面镜子，而不是打开世界的窗户。

此对 过滤气泡 的传统定义很有意思。但我认为这种传统理解存在两个问题。

首先，过滤气 泡往往被定义为一种私人现实。-个性化- 这个通用词已经指向这种理解。但这种理解忽略了过滤器气泡的存在 已经暗示了个人的气泡牵连着其他有着 同样气泡的信息分享的群体。 因此，我们该首先把过滤器跑理解为一种社会现象或群体现象。[x] 想想：在使用互联网多年之后，你现在的信息摄取已经习惯于一组熟悉的资源。这些资源与你的总体世界观相匹配。并且你现在依赖于这些资源 以你熟悉的视角 来解释复杂的世界时事。或者，在使用互联网多年之后，你可能已经积累了熟悉的朋友。他们与你的世界观，品味和喜好相同。你也依靠他们在网上分享你感兴趣的文章的见解，同时他们可能会以同样的方式依靠于你。所以，过滤气泡中的知识隔离不是一种个人上的孤立，而是社会群体的孤立。

传统定义的第二个问题是它认为 过滤气泡是 独存在网络上的现象：就是它只运作在互联网上，特别是在社交媒体平台。 但这会产生误导。 因为所有的人际网都是通过 世界观，喜好和利益上的某些共识形成的。这是一个日常的，普遍的，基本的社会现实，无时无刻都在互联网之外发生。这种日常的过滤过程可在多种社会环境中存在：例如学校中的朋友圈，工作中的同事，学术界的圈子，业余爱好团体，宗教团体，与政治群体 等等。

所以我从现在开始用C. Thi. Nguyen重新构造的认知气泡的说法，来替代 -过滤气泡- 这个词。认知气泡是指更广泛的“社会选择和团体形成的普遍过程”，其中在选择与分享信息的同时，其他信息则被遗漏。[xi]  如果我们足够诚实，我们大多数人在网络外的世界 至少存在在一个认知气泡当中。所以，更准确地说，互联网不会创造认知气泡，而是促进认知气泡。以及它使气泡的形成更加明显，更加可视。

在这里，我们可能提出两个问题：既然认知气泡是普遍存在的，它会有什么问题？ 其次，为什么我们总是不知不觉处在的气泡之中？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接近这两个问题。 我将介绍其三：个人角度，社会角度，和历史角度。就是说，我将从我们眼前的自我开始，然后走向更抽象的历史动向。

个人角度：简单化

首先，我认为每个人都希望有一种完整的世界观来解释一切事物。但出于我们时间资源的有限，以及世界本身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这种希望无法实现。因此，我们在欲望和限制中做出妥协：那就是对事物的简化。这种妥协不是一个有意识决定，而这是使认知泡沫形成的原始动力。正是这种要求完整的动力促使部分知识匮乏的人们走向阴谋论，迷信，或任何极为简化的世界观，其中善恶明确，敌我明确，动机明确。比如，就像阴谋论，任何民族主义的叙述都具有这些特质，尤其是在战争或冷战时期。其中敌人（例如外国，恐怖组织或种族）被描绘成卡通般的邪恶势力，有着同样卡通般的意图，例如统治全球或“摧毁我们的生活方式”等。

理论上，认识气泡可以是良性的：我们知道我们无法处理世界上的所有复杂性，因此我们依赖各种中介给我们将世界简化。 可是，尽管有良性的可能，所有认知气泡都缺乏所谓的覆盖可靠性。[xii] 也就是所有认知气泡都有对世界有所过滤，但是过滤就代表遗漏，也就是认知覆盖的不完整性。但这种缺陷不是个人问题，因为没有个人能了解所有事情，问题存在于认知气泡本身。

任何实际存在的认知气泡都充满了问题。气泡的形成处于人们对认知简化的依赖。这种依赖性至少涉及两个问题：一是我们 认知流利的可被操纵性，二是选筛选核实的谬误性。什么意思？

好，第一：认知流利的意思是 如果一个概念容易被理解，我们就更可能接受这个概念。更有趣的是，对一个概念的熟悉有助于认知流利，认知流利了 就有助于对概念的接受。[xiii] 或者说，通过反复接触一个概念，人们会更可能相信这个概念。一项实验显示了这个步骤：此实验向一群人展示了一个概念，并让他们对其可靠性进行评分。 一个月后，当他们看到了同一个概念时，他们对其可靠性评分有所增加。[xiv] 从重复到信任的因果关系显然可以被操纵。毕竟，这是宣传的手法之一。 所以，认知气泡的第一个基本问题则是我们 认知流利的可被操纵性。

这与第二个因素在现实并行：那就是筛选核实。 这是当你为自己选择多个信息资源 用来摄取相同言论时，从中给予你的印象是这些声音的彼此独立性，从而使你夸大了这言论的真实性。[xv]  例如，如果你从 《布賴特巴特》，《福克斯》，和《大纪元》读到 同一个关于堕胎争议的报道，这个不同来源 但统一口径的言论，则会给读者对此言论的真实感加码。阅读《纽约时报》，《卫报》和《Vice新闻》等有关 -剑桥分析公司事件- 的内容也是如此。在这里，读者会以为：因为新闻是独立的，所以独立的来源一齐证实了同一个说法，就等于此说法的真实。所以在这里唯一稳定的事实是读者已经预先选择了信息来源，此信息来源匹配着他们原有的认知定位，也就是他们的认知气泡。此种行为就是筛选核实。

但是，筛选核实不完全是个人的问题。从新闻生产的角度来看，筛选核实的谬误与窝蜂式新闻报道同时存在。窝蜂式报道是不同的媒体记者使用同一个新闻来源对一个问题提出相同的论点。这很容易使观众误以为这些声音是独立的，从而迎合观众确证筛选核实心理。 窝蜂式新闻报道有时可能是有组织的行为，有时则是分散的无组织现象，独由新闻品牌在意识形态上的一致而统一。[xvi]

在舆论影响者或自媒体云集的时代，自媒体的组织形态，因为没有机构化，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的一致则是他们的卖点，同时也就是有明显的窝蜂式报道的痕迹。在同个意识形态圈内的自媒体人的合作是经济动机的表现，比如说相互在播客上做客等等。在用户端，信息消费者将会选择符合自己世界观的自媒体圈 进入认知气泡，从中通过多人来核实自己认同的真理。如今，人们日常的信息摄取会部分来自媒体圈的第二环解读，第一环则为影响力或主流媒体。在这里，消费者的筛选核实心态特别明显，因为自媒体圈的意识形态性本身明显：意识形态的归属是他们的品牌。

社会角度：关联

从社会角度看，我们可以继续扩大探讨自媒体现象。人们对这些舆论影响者的关注习惯是日常化的，从而使人们与这些网红发展所谓的 准社会交往（parasocial relations），简称 -准社交-。准社交并不是个新现象。 过去的许多文化，还有一些仍在，有着神灵或偶像崇拜的现象。在电视的出现后，通过大众视觉文化的扩散，出现了更新版的偶像文化。出于反复接触媒体人物（当时大多是演员）的影像和视频，这使部分人对于名人 产生了 个人幻想：比如亲密，友情，讨厌，自我认同，或人格模仿。[xvii]

特属于社会和政治评论领域，这意味着人们追寻可以把世界的复杂简化 并同时 迎合自己原有世界观 的舆论影响者。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被认为是此现象的开拓者。 从1988年开始，林博一天三小时的广播节目在美国播放。[xviii] 除了明显的保守主义外，这种新格式的创新在于它可以使影响者更加人性化。林博建立自己的品牌的方法是：重复强调自己是普通人，为“普通人”说话，敢讲“真话，”同时坚定地站在正义，理性和中立的角度来解说时事。

今天，这套修辞手法在 舆论影响者 市场中无处不在。 他们每人都有一张脸，一个声音，一个风格，几个怪癖，一个人使命，充满艰辛的个人背景，宣称他们站在理性，客观，和中立的角度等等。有些影响者公开的经历个人艰辛，从中加深了观众对他们的自我认同。这种准社交的日常格式强化了以前对电影明星，歌手，与作家的类似格式。对于舆论影响者而言，他们更脱离了无面的新闻记者或举止正式的新闻主播。 人性化，或更确切地说，自我人性化的目的是生产 准社交的效应。就是引导观众视他们为朋友，故友，战友，等等。此 准社交的媒体模式是 言论传播与吸取的 更有效的模式。他们的世界观 是 他们的品牌 是 他们的产品 是 你的崇拜 是 你的习惯 是 你的世界观。

好，如前所述，人类彼此的交往是认知气泡形成的基础。 可以说，社会行为非常复杂，互联网使这种复杂性加倍。[xix]在这里，我将建议一些认识这个复杂体的几个途径。首先，我们人际网络组成于相同的价值观，品味，政治，职业，兴趣爱好和许多其他因素。在这个离线的世界中，我们又同时位于多种社会系统中，比如家庭，学校，工作场所，法律等。而我们在这些系统中的身份 限制我们 显示我们的兴趣和观点，更限制常规身份之外的行为。

另一面：在线世界是一个跨空间的社会交往模式。该模式部分地减轻了离线世界的压力，使我们可以相对简单的地遇到与我们相似的人。也就是它提供人们 一个可以与我们志趣相投的人 交往的媒介空间。也就是形成所谓的亲和网络（affinity networks）。对此视频而言，这也就是 认知气泡。形成认知气泡的过程 是有意识的间无意识的。每人进入气泡的可能途径也是无限的。有可能你觉得这过程是学习，有可能是你寻找自己，等等。但是无论途径的怎样独特，个人最终会发现自己处于某种 认知气泡当中。 这些网络上形成的认知气泡 有时被形式化为群体，有着他们自我产生的俚语，历史，圈内笑话 或梗，等等。

但意识形态的一致是超越个别群体的，它是通过分散的人际网络而存在的。分散的人群由他们影响和遵从，领导和跟随的能力差异来定义。理论上，每个人都是言论的接转点，也是一个过滤点。 过滤是一种二元的决定：共享或不共享，表示赞同或不赞同。但言论的表达（俗称：内容开发）使你成为它的来源，而不只是接转点。而你作为传播者的能力取决于你的 关注人数与和内容的新奇性。例如，一个低关注帐户 发的广泛流传推文 始终具有很高的新颖性。 而，高影响力帐户 传播的 新奇性较低的推文 仍然可以广泛流传。

认知气泡，特别是关于社会政治观点的气泡，像是一个持续变异的云状，里面有丝丝缕缕的接转点。如今，舆论传播仍然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强大的主流新闻媒体的潮起潮落。 排名第二的影响点则为自媒体圈子对主流媒体的言论作出的反应。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信息生态，无法被完全形象化。 但这阻止不了任何粗略语言来简化它，比如说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反过来，世界通过我们对它的构想而展开。 因此，损失不大。 我们大多数人从这种系统中得到的是愉悦：观念上的地盘纠纷，得到志趣相投人的赞扬，对自己现有信念的确认，感受他人的存在，等等 。

总结一下：所有的认知气泡都至少涉及上述机制之一。一，缺乏覆盖可靠性。二 认知流利的可被操纵性。三， 筛选核实的谬误性。 四，与舆论影响者准社会交往习惯。五，用社交媒体的基本 愉悦感。请注意，这些机制也都包含在各种回音室里。 回音室，除了以上五点，还有自己的独特的机制：一，证据的预先否认。二，针对外界言论的分歧强化。三，对敌人的神话。

我么不应把这种分类理解为是相互排斥的。与其将两者视为两个种类，我们该将它们视为强度深浅的两极。 就是，认知气泡可能会增加强度，并逐渐成为回声室，反之亦然。同样，它们的存在在我们看来是给定的。这要求我们疑问他们的历史来源，就是问：他们为什么出现？这就要求我们将注意力从单纯无历史性视角：来去考虑 -时间- 这一环节。

历史角度：途径依赖

现实存在的认识气泡不是抽象的。每个案例的出现都是由不同的历史力量形成的独特结体。换句话说，这些知识系统并非没有来源。它们的出现有他们的缘由。 例如，消防领域没有认识气泡。但在政治，新闻和学术界却有很多。

气泡的形成可以从很多角度看，我在这分析两种。一种是社会历史，另一种个人历史。我们可以将两者一起研究，我叫这种方式双步途径依赖。第一步涉及一个人出生的环境。其因素包括：父母的认识，经济阶层，身份构成，当地文化等诸多因素。 这些因素已经构成了互联网之外的认知气泡。第二步则基本以第一步决定。第二步 这就是 个人在互联网世界的经历过程，也是从中进入认知气泡的过程。

从第一步开始：大多数人出生在家庭中，父母在其中承担养育孩子的角色，这也是传承习惯和观念的空间。 父母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当地文化的产物，后者是社会大环境的产物，该社会环境位于地球上，地球位于太阳系中，太阳系位于银河系中，依此类推。家庭是个人继承习惯和观念的基本单位，其次是地方文化的特质。此教育过程已经构成了人们的固有认知气泡，决定了人们在互联网中气泡的走向。

例如，如果你的父母是福音派基督徒，并且你变成他们的复制，互联网首先会呈现给你不同的言论。在这里，你就会被那些与你现有的世界观保持一致的言论所吸引。例如反对堕胎和反对婚前性行为等观点。这些最终将使你进入此类别的认知气泡。因此，从个人经验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在踏入网络世界之前的教育 和在线之后参与的认知圈可以说是一种无缝的延续。当然，互联网可能会摧毁一个人先前存在的世界观，甚至可能转变一个人的认知。互联网导致的个人认知的转变是个有意思的话题。但是在这里，我只关注一种情况：就是人与其起点认知 偏离不大的情况。

这两步的途径依赖，离线与在线，存在着一个问题。那就是 一个人获得思想的时间顺序对一个人的认知轨迹的决定性。这意味着，一旦某人获得了一种思想，他们就会倾向于 对反对言论进行更严格的审查，甚至敌对；同时会容易的相信与现有观点相近的言论。在理想的情况下，我们应该通过考虑我们周围所有可获取的证据来形成我们的认知；我们遇到这些证据的时间顺序应当与我们观点的形成无关。这种理想状态又被称为证据交换原则。[xx]

然而，现实迫使我们几乎普遍的违反这一原则。我们每个人的认知轨迹都非常依赖于途径。我们基于已经相信的事物来获取新的思想。这取决于个人之前的决定和经验。而这些决定和经验又大部取决于我们意识和控制之外的众多社会和历史力量的制约。我们几乎完全不知不觉地陷入了这种途径依赖谬误的纠缠中，主要是因为我们无法感知途径依赖。如果看不到多种可能性，我们就无法作出有意义决定。

没有什么比我们的早期生活环境更坚定地确立我们的认知：包括父母的价值观，习惯，教育，社会经济地位，种族和其他身份标志。 所有这些都超出我们的控制范围。 用戏剧性的话来说：我们不知道我们处于认知气泡中，因为我们从出生开始就一直处在一个气泡当中。 许多人可能一辈子不会有意义的偏离自己的起点。

互联网平台的程序会继续我们现有的途径依赖。[xxi] 就是说，平台推动着用户停留在他们现有的气泡中。你的在线记录（例如你在Google上的搜索记录和Facebook上的参与历史）构成了你在这些平台上的个人数据档案。 然后，这些数据将用于推荐你感兴趣的内容和广告。 我们可以立即察觉到这种模式的两个问题。 一是个人隐私。可这些公司通过采用非身份化数据捕捉逐渐解决了这一问题。其目的是仅仅捕捉你的偏好数据，而不捕捉你的身份数据。

第二个问题是：平台程序，尤其是搜索引擎，本身的结构易于用户进入认知气泡。平台对用户的内容推荐走着途径依赖的逻辑，同时是一种认知气泡的科技表现。在此环境，用户很难会意识到他们将来 收到的内容是由他们的早期搜索记录而所决定的。 比如，你从寻找反对堕胎的观点开始，那么平台会继续呈现给你与反对堕胎有关的内容。从中你会发现更多的，你从前没考虑过的，反对堕胎的论据，因此增强你的原始观点。 此外，反堕胎之类的单个问题将使用户对多种其他问题，通过认知气泡，开始持有观点。例如反同性恋，反税收等。或者，如果你已经相信俄罗斯在2016年帮助特朗普的胜选，而不是受美国国内问题的影响，那你也会同时很难相信 剑桥分析公司的精准宣传 其实是一个失败的程序。也就是重复我刚才说的：平台对所有人都是一面镜子，而不是打开世界的窗户。

现实中，平台这种过滤模式的善恶模糊：因为大多数人实际上希望获得 符合他们认知和兴趣的信息。 同时，平台公司也想为用户设计持续使用其平台的条件，也就是为用户提供想要的东西。毕竟，这些公司的大部分收入来自销售广告空间[xxii]：他们需要你持续的，日常的 注意力消费。 实际情况复杂，但是这里隐含的契约可归结为：我们希望看到我们想要看到的东西，舆论影响者们需要持续提供舆论产品，这些互联网平台则要提供一个流畅的 生产和消费 的日常空间。

结论：

如果你觉察到 我没具体的讨论 社会历史的角度，那你觉察对了。我所阐述的只是 两步途径依赖 中的第二部分，也就用一个虚拟的人涉足网络环境的部分。任何实际的社会历史本质上都是特殊的。这意味着我们无法完全抽象 个别气泡的形成缘由。我谈论的所有机制（如证据的预先否认，准社会交往模式，与认知流利的可被操纵性）都是在认知气泡中常见的或抽象的 机制。但是这些机制并没有说明 个别气泡本身是如何形成的：这是一个历史问题。为什么在美国出现了福音派基督教？为什么不同意识形态阵营的舆论影响者 会有观众？为什么主流媒体 如此统一口径的确定 特朗普当选和英国退欧 归咎于俄罗斯的干预？为什么西方两党统一持着 反华，反俄，与反伊朗的言论？为什么部分西方公民对政府和主流媒体失信，因而使部分人被阴谋论吸引？这些都是历史问题，而不是机制问题。

C. Thi. Nguyen特别为回音室提出了一个逃生路线。 [xxiii] 这涉及到个人的信念系统的彻底“重新启动”：也就是说，完全放弃个人的现有认知，从头开始。 但是，这需要某人赢得回声室内人的信任，以便他们主动的改变自己的想法。 但这只能在人与人之间完成，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小规模，精致且耗时的任务。 但是，Nguyen在大模上 实施这种方法的可能性表示悲观。

我认为还有第二个问题：小池塘的外界不是一个现实存在的地方。 当我们认为自己逃脱了一个池塘时，就会发现自己陷入了另一个池塘。 [齐泽克剪辑：“当我们处于意识形态之中时，我们的困境的悲剧在于，当我们认为自己逃脱了意识形态，在那个时候，我们处于意识形态之中。”]  Christian Picciolini从美国新纳粹运动中逃脱了，但马上他上了泰德演讲（Ted Talk），宣扬着积极（positivity）和容忍（tolerance）等价值观，也就是另一套意识形态。[xxiv]-[xxv]

在此视频中，我识别了一些认知气泡的机制。 我能做的就是这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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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Bush, George W. 2001, Sept 21. “You’re either with us, Or with the terrorists.” archive.org.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112170258/http://www.voanews.com/content/a-13-a-2001-09-21-14-bush-66411197/549664.html.

[ii] Menegus, Bryan. 2016, May 12. Pizzagaters Aren't Giving This Shit Up. Gizmodo. https://gizmodo.com/pizzagaters-arent-giving-this-shit-up-1789692422

[iii] Begby, Endre. 2020. “Evidential Preemption.”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00:1-16. DOI: 10.1111/phpr.12654

[iv] Begby, Endre. 2020. “Evidential Preemption.”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00:1-16. DOI: 10.1111/phpr.12654

[v] Herman Edward S. 2017. https://monthlyreview.org/2017/07/01/fake-news-on-russia-and-other-official-enemies/[vi] Wikipedia. Battle of Athens. https://en.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Battle_of_Athens_(1946)&oldid=939446850

[vii] For an overview of the virtues in conspiracy thinking, see Stroll, Brawen. Virtuous Conspiracy Theories. https://www.academia.edu/45673447/Virtuous_Conspiracy_Theories_Branwen_Brigid_Stroll_BA_Student_Philosophy_Simon_Fraser_Stroll_1.

[viii] For an elaborate treatment on the rationality of conspiracy thinking, see Dentith, Matthew R. X. 2019. “Conspiracy theories on the basis of the evidence.” Dordrecht 196(6):2243-2261. DOI: 10.1007/s11229-017-1532-7

[ix] Pariser, Eli. 2011. The Filter Bubble: What the Internet Is Hiding From You. London: Penguin UK.

[x] Nguyen 2018.

[xi] Ibid.

[xii] Goldberg, Sanford. 2010. Relying on Others: An Essay in Epistem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ited in Nguyen 2018.

[xiii] Oppenheimer, Daniel M. 2008. “The Secret Life of Fluency.”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12(6):237-41. DOI: 10.1016/j.tics.2008.02.014

[xiv] Nguyen, C. Thi. 2019. The Gamification of Public Discourse. 10:33 – 10:52 

[xv] Nguyen, C. Thi. 2010. “Autonomy, Understanding, and Moral Disagreement.” Philosophical Topics, 38(2):111-129. DOI: 10.5840/philtopics201038216

[xvi] Kiernan, Vincent. 2014. “Medical Reporters Sau 'No' to 'Pack' Journalism.” Newspaper research journal 35(2):40-54. DOI: 10.1177/073953291403500204

[xvii] Rubin, Rebecca B. and Michael P. McHugh. 1987. “Development of Parasocial Interaction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31 (3):279–292. DOI: 10.1080/08838158709386664

[xviii] Benkler, Yochai. 2020. “A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Origins of Asymmetric Propaganda in America Media.” Pp.43-66. In The Disinformation Age: Politics, Technology, and Disruptive Communic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edited by W. L. Bennett and S. Steven Livingst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xix] Curran, James, Natalie Fenton, and Des Freedman 2016. Misunderstanding the Internet. Routledge Press. See also Aigrain, Philippe. 2012. Sharing: Culture and the Economy in the Internet Age.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xx] Kelly, Thomas. 2008. “Disagreement, Dogmatism, and Belief Polarization.” Journal of Philosophy 105(10):611–33. DOI: 10.5840/jphil20081051024

[xxi] Alfano, Mar et al. 2018. “Technological Seduction and Self-Radicalizati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2018):298-322. DOI: 10.1017/apa.2018.27

[xxii] Reyes, Soto M. 2020, Dec 3. Google, Facebook, and Amazon will account for nearly two-thirds of total US digital ad spending this year.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google-facebook-amazon-were-biggest-ad-revenue-winners-this-year-2020-12

[xxiii] Nguyen, C. Thi. 2018. Escape the echo chamber. Aeon. https://aeon.co/essays/why-its-as-hard-to-escape-an-echo-chamber-as-it-is-to-flee-a-cult

[xxiv] Christian Picciolini. 2017. My descent into America's neo-Nazi movement & how I got out. TED talk. 

[xxv] Zizek, Slavoj. 2008. “Tolerance as an Ideological Category.” Critical Inquiry 34(4):660-682. DOI: 10.1086/5925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