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备族 & 互助网/ 在新冠世界中的《死亡搁浅》

Intro 

当我们进入了小岛秀夫的《死亡搁浅》世界，通过玩家人物，我们看到了一幅末日后的景观。在“死亡搁浅末日事件”后，大多数人存活在地下掩体中，大大小小，散布各方。 从玩家的角度看，这些地下空间在我们视觉之外，因为我们的注意力被引导在地面空间，也是游戏展开的空间。我们对那些地下人群日常生活的了解，只有能从游戏中零落的文字档案与角色对话中进行片面复原。

尽管如此，《死亡搁浅》是对我们目前隔离状态适时的科幻媒体。 它独特科幻性的场景设计（或novum“虚拟事物”）可以在我们现实世界中找到相近的现象。 相反：我们可以在这个虚构世界提供的片段中寻出意义，给当前世界的某些事物赋予幻想与活力。 用《死亡搁浅》为案列，我们在此视频里讨论游戏场景提到的两个概念：一个是“末日预备族”，通称“末日准备族”(或Preppers)，一个是“互助网”，英文俗称‘Mutual Aid Networks’。

末日预备族

场景中有两种掩体类型。 一个是地下城市。 每个容纳四万至八万人。 但是对于观众来说，地面货运站与接货员的“全息图”是这些地下城市的唯一代表；游戏没有提供关于地下城市的面貌与性质的描述。 但我们可以通过其他虚幻案例来想象这些地下城市，例如新世纪福音战士的“地下城市”(Geofront)，和辐射4的“学院”(Institute)。 可这些例子只能为我们提供低分辨率的印象，仅此而已。

第二种掩体为小型居民规模的掩体，又称“末日预备族掩体”(Prepper shelters)。此类型的建筑在故事中得到了充分的描述。这里居住着两种居民，一者为末日前的预备族，二者为其后代。通过阅读NPC的邮件与访谈【包括是Fragile[i]的，长者[ii](Elder) 和第一预备者 [iii](First Prepper)】我们可以识别这群人的思想与意图，以及《死亡搁浅》末日事件’前的社会状态。我们得知这些居民掩体原为一些公司出售的商品。 商品推销的对象则为当时对政府失去信心与信任的人口。这些购买掩体的人认为政府无法提供服务和安全，因此踏上了预备族的道路。 根据‘第一预备者’的说法，美国“陷入了愚蠢的海外战争，在国内面临着荒唐的不平等现象。 人们完全失去了对政府的信心，因此诞生了新一代预备族[iv]。”

故事里的预备族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有何关系？ 首先，新型冠状病毒在2020年打乱了世界的种种运作。像《死亡搁浅》中的那群人一样，我们大多数人都掩埋在我们的屋子里，过着隔绝的日常生活，手指在手机的屏幕上不息的滑动。2020年2月和3月，疫情的威胁促使许多人做物资储备，这以‘厕所纸恐慌’为极端符号。 但对现实世界某角落的一些人来说，例如游戏中的“第一预备者”角色，储备早已成为他们生活方式和身份的一部分。此人群当然就是我们现世的末日预备族。

有人类学家Kabel 与 Chmidling认为[v]，类似预备的行为可以追溯到美国冷战时期的“民防计划”(Civil Defense)，主要涉及于原子弹威胁的防护工作。 在美国，掩体的规划归责于地方政府，代表工作包括识别具有坚固地下室的现有建筑物，以将其改造为防辐射掩体[vi]/[vii]。跟《死亡搁浅》中的末日时代之前一样，美国60年代是庇护商品市场的扩大期[viii]。据一位历史学家分析，此扩大与当时联邦政府将‘民防计划’ 外包给当地商业利益的政策并行[ix]。大约在同一时间，政府分发了《家庭辐射避难所指南》[x]小册，其中提供了自己动手制作(DIY)，居民房规模的掩体所需的步骤和材料。

现代末日预备族是一个地域分离的人际网络。尽管无组织性，这群人有着类似的心理与行为。他们的基本心理包括：个人主义，绝对自给自足理想，不信任政府，对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责任个人化；以及对多种社会崩溃假想的预期与坚信，比如经济崩溃，自然灾害，核战争，饥荒，当然还有瘟疫[xi]。他们的多种包括储存商品，增加住所的牢固性，自我培养射击，耕种，缝纫与修理机械等生存技能。可医疗对预备族是个棘手和敏感的话题，特别是对于那些患有慢性疾病，需要无限期专业医疗和药物支持的人群。 在此，预备族文化会建议此群体摆脱医疗药物依赖。例如劝告依赖胰岛素的糖尿病患者锻炼和节食，渐渐摆脱药物依赖，或者在某虚构极端情况下，决定自杀。

此孤立主义思维与生存之间的矛盾导致一些学者指出[xii]，尽管预备者们要求独立，他们还是会在互联网上交流知识与技能，比如讨论自制胰岛素的可能性。 显然末日准备族的生存主义有着潜在的对某种社会组织的依赖。 就像（游戏角色）Fragile说的一样：“他们准备了，但是他们没准备好永远住在那儿。”

互助网

网络建设是《死亡搁浅》作为游戏的终极任务。玩家扮演着快递员的角色，除了落实物流供应链之外，蔓延全游戏的背景任务是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建立：掩体接掩体，节点接节点。

许多人将《死亡搁浅》解读为小岛秀夫对现代大多数人孤独寂寞的文学反应。但是，若我们细看游戏场景内的具体板块，也就是观察预备者们的生活，小岛秀夫似乎将他们个个塑造成了有独特目的的一群人；各自有目标，技能，与身份。这些角色命名为：摄影师，机器人专家，地质学家，生态学家等。主线任务的医生，经通过网络链接，可获得远程诊断和治疗的能力。即使游戏中唯一的远程协助例子是这医生的主线任务，但一个案例也足以表现 互助 (或mutual aid) 是什么样的一种社会行为。

在现实生活中，互助 的概念是我们人人可以组成人际网络，以基层（草根）的自我指导的方式来互换知识，技能和资源。‘互助’的所指是让人不做被动的，等上层安排的社会角色。因为在非常时期，世界许多地方的上层援助不足够，甚至不存在。互助性的社会行为可让孤立与被动的个体转变为集体生存的主动参与者。 因此，互助人际网的集体精神与个人主义的‘预备者文化’是思维加行为上的对立面。

在疫情时期，互助行为在互联网的帮助下在世界各地出现。 互助网 (mutual aid networks) 对脆弱的低收入群体尤其有影响，因为他们在危机之前已经资源不足[xiii]/[xiv]。互助网通常组织当地志愿者向免疫力低下人群与老年人递送药物和食品。有些组织义务供养能力有限者[xv]。有些组织了精神支持项目，例如心里咨询和配对多人进行视频聊天，以帮助缓解孤独感。 一些独特行为包括地方黑社会主导的隔离，以巴西 里约热内卢市的贫民区为例[xvi]。

因此，小岛似乎提出了一个积极向上的的建议：尽管人们被空间隔绝，但通过处在互助网中，每人仍然可以激活自己的潜力，从而对彼此有用。因为我们未来可能会面对更困难的挑战。

[i]https://deathstranding.fandom.com/wiki/Preppers_(interview)

[ii]https://deathstranding.fandom.com/wiki/Prepper_Shelters

[iii]https://deathstranding.fandom.com/wiki/Preppers_at_the_Turn_of_the_Century[iv] Ibid.

[v] Kabel, Allison, and Catherine Chmidling. 2014. “Disaster Prepper: Health, Identity, and American Survivalist Culture.” Human Organization73(3):258-266.

[vi]https://web.archive.org/web/20120305044705/http://mywebtimes.com/archives/ottawa/display.php?id=366305

[vii]http://www.civildefensemuseum.com/cdmuseum2/commun.html

[viii] Bishop, Thomas. 2019. ““The Struggle to Sell Survival”: Family Fallout Shelters and the Limits of Consumer Citizenship.” Modern American History 2:117-138.

[ix] Ibid., 118.[x]http://www.survivorlibrary.com/library/the_family_fallout_shelter_1959.pdf

[xi] Kabel and Chmidling 2014.

[xii] Ibid.

[xiii]https://www.vox.com/future-perfect/2020/3/24/21188779/mutual-aid-coronavirus-covid-19-volunteering

[xiv]https://technode.com/2020/02/03/chinese-mutual-aid-platforms-to-extend-coverage-to-coronavirus/

[xv]https://theconversation.com/activist-farmers-in-brazil-feed-the-hungry-and-aid-the-sick-as-president-downplays-coronavirus-crisis-136914

[xvi]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mar/25/brazil-rio-gangs-coronavir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