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圆环》更新《1984》/ 监控思想的改变

监视 & 环形监狱

介绍

对被电子设备监视的焦虑潜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因模糊原因被不知名的机构监视的可能，使我们许多人作出 似乎可理解，似乎荒唐的的行为。比如用粘纸遮住面前的摄像头，关闭手机上的定位设置等。这种直觉性的，无法清晰表达的，但又极普遍的状态被心理学称为‘偏执’ paranoia。 

偏执是二十世纪文学的一个持续主题。在此，弗朗兹·卡夫卡（Franz Kafka）1925年的小说《审判》是现在仍被认为是偏执狂题材小说的经典[i]。偏执狂文学的一个特征是把主角设为 被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权威机构迫害与为难 的受害者。这类文学里的权威机构有可能是主角的幻觉，有可能被主角证明为事实，也有可能是两者的超现实混合。 《审判》24年后，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出版了《1984》。 此小说现在仍然是 反乌托邦（dystopia）科幻小说流派的一个代表作：它以大规模监视为主要背景，并以主角被迫害为核心主题。在此视频里，我把这种类型的文学简称为‘监视偏执妄想’文学。

如今，在《1984》出版七十年后的2020年，我们现实的科技大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在这里，许多人指出[ii]/[iii] 戴夫·艾格斯（Dave Eggers）的 2013年小说《圆环》是《1984》的更新版，或者说是一部‘监视偏执妄想’的当代化作品。尽管在写作和场景建构方面存在问题，《圆环》可能是目前表达 监视偏执 最直接的一部作品。这部视频短文分为上下。我将回顾《1984》，讨论《圆环》，然后介绍一些让我们理解‘监视’的理论。像往常一样，我不讨论故事元素，也就是不剧透。我把注意力聚焦在 科幻性场景设计（novum），也就是 虚拟事物 上。

“电幕”与 闭路电视

《1984》里的概念可能现已众所周知，甚至已成为部分人的通常词汇。如 ‘电幕’ (telescreen), ‘新话’ (newspeak), ‘犯罪思想’ (thought crime), 与 ‘2 + 2 = 5’ 等。该场景的 监视设施与组织系统 涉及软与硬基础设施两种。简单的说，软基础设施是 根深蒂固或机构性的 行为习惯与认知概念的 合成。例如，场景中的“思想警察”(thought police)：该组织的任务为识别与逮捕 与 Ingsoc（或‘国家意识形态’）的违背者。硬基础设施则是 软基础设施运行所必需的 实体设施系统，通称为“技术”。在这里，我将注意力聚焦在《1984》的一个硬科技上，用它来代表场景的监视组织。那就是“电幕”。

电幕 是《1984》里的虚构媒介：为闭路电视，直播电视，与单向广播的结合体。电幕 在场景中普及在公共场所和私人住宅，包括主角温斯顿的家中。 作为电视，它不断直播政府宣传片，无法被普通人关闭。作为闭路电视，电幕时刻被 思想警察 看守。即使它没有夜视能力，电幕麦克风 的敏感度足以捕捉周围人的心跳声，因此即使在黑暗中人们也无法脱离监视。 没有人知道 思想警察 在何时看守电幕，所以在其视野范围内的任何人都会下意识的感知到他们时刻都在被监视。

在现实中，被通称为‘监视摄像机’或‘闭路电视’（CCTV）的技术是电幕的历史前身。有学者指出，历史第一个闭路电视是 由俄罗斯博学家里昂·泰勒明（Leon Theremin）[iv]在1927年设计的。它的发展有限，当时仅安装在克里姆林宫庭院中。最早的商用闭路电视系统Vericon于1949年在美国出现，当时被称为“电视摄像机”（television camera）。在其二十年后，也就是1979年，纽约 奥林市（Olean）成为美国第一个在公共场所安装闭路电视系统的城市；缘由为打击犯罪[v]。如今，闭路电视似乎已经成为公共和私人场所的背景装置，已被正常化。

环形监狱

如果我们要识别 闭路电视设计逻辑 的起源，我们可以追溯到英国哲学家 杰里米·边沁[qìn] (Jeremy Bentham) 的 环形监狱 (Panopticon) 概念。环形监狱的蓝图在1791被构造[vi]，也就是距离首次公共闭路电视推出的两个世纪前。作为一种建筑类型，环形监狱 的设计概念 是尽管狱警无法同时监视所有囚犯，他们的‘全景观’中央位置仍会使所有囚犯下意识的感知到 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被监视，因此促使囚犯约束他们的行为，避免受罚。换言之，环形监狱的功能是形成囚犯的自我监督。

在这里，法国哲学家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指出，这种“全景逻辑”是自欧洲18世纪起开始形成的 社会机构设计与治理的模式[vii]。以全景逻辑形成的社会机构类型 包括学校，工厂，监狱，医院，精神病院等。这些机构兼容着 被监督，自我约束，与‘惩罚避免’的逻辑，目标为创造“驯服身体”(docile bodies) ，也就是训练人们在指定的机构中 以规范的行为方式表现自己 与用特定的思维方式认识环境。

例如，对于‘学校’这种机构类型而言，这意味着在教室中保持肃静，发言需要老师批准，默认老师作为衡量自我价值的权威，等等。通过多年处在这种环境下，也就是在教师等管理人员的持续监督下，规范的行为与思维会变成习惯，也就是被“内化”(internalization)。在此，通过多种社会机构的规范，即使踏出了它们的空间，人们仍会以规范的方式行动与思维，无需再被监督。用福柯的话说，规范的内化是“纪律性社会” (disciplinary society) 的核心特征：环形监狱的 全景逻辑 被内化，形成了社会规模的潜意识。

尾声

好。电幕，环形监狱，纪律性社会与《圆环》的关系是什么？请听下回分解。但在此，我要提到的是现实生活中的闭路电视与《1984》里的电幕可归纳于：静止性 的感测系统。也就是说，他们的监视能力受到空间条件的限制。闭路电视与电幕必须安置在街角，交通路口，办公室，住所，等实体空间。像学校等社会机构一样，他们的管理者，比如教师，警察和狱警，都是有着空间局限的人体。艾格斯的《圆环》则表现了一副当代化的纪律性社会，反映了当今空间限制减少，流动性更高的监视模式，与其相连的氛围性监视偏执心态。也就是我们智能硬件普及与大平台化的数据时代。

普适计算 & 控制性社会

介绍

在这第二部分中，我将介绍 戴夫·艾格斯的《圆环》是如何被视为《1984》的现代版。它是如何反映着我们当前广布的，氛围性的数据时代，以及这背景下的监视偏执心态。这两个作品在这里将被视为两种组织形态，一种是空间局限的‘规训性社会’ 形态，由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为理论代表。另一种是跨空间的‘控制性社会’ 形态，由 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 为理论代表。此外，我要把到目前为止似乎隐含的一个理念复杂化。那就是‘纪律’是压抑的，压迫的，或反人性的。因为我们可以问：我们应该有一些纪律，对吗？在这里我们可以想想那些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最后，我将介绍一些关于“监视”的理论，助我们开始问‘怎样理解监视’这问题，以及“监视”这个概念该如何从属于更高的视野。

《圆环》的蓝图

艾格斯的（转思写实主义[viii]）小说背景设于不远的将来，围绕一个名为“圆环”的大型企业展开。圆环公司可被比喻为现实生活中大型信息科技公司的合体：包括 硅谷的GAFA公司（即 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和中国圈内的BAT公司（即 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圆环垄断了所有与数据相关的服务和电子设备的设计，最终在全球范围内运作。它掌握并管理着它 服务与产品链 运作所需的硬性和软性基础设施。尽管艾格斯没有在小说中细致阐述，圆环公司应该掌握着全球的信息基础设施生态。从卫星系统，数据中心，光纤网络，城市规模的传感器和 个人电子设备 到软件平台，其中可能涉及用户数据的捕获，存储，分类和使用。简而言之，圆环公司是艾格斯对当代“大型技术”企业 的一个整体的，理想[ix]的，因而偏执的想象。

在这里，我将圆环公司的整体 视为一个 科幻性场景设计（或novum）。因为圆环在故事中 推出的软件和硬件 通通以一个仿佛万能的系统为基础。换句话说，有意思的是这系统概念本身，也就是圆环的个个设计，行为，和设施的组成结构。圆环公司的本质是提供了一个 极限通用 的社交媒体平台，加上在线钱包和银行功能。该平台名为TruYou[x]，或“真你”。我们可以想象‘真你’平台包括着论坛，微信，微博，脸书，推特，与各种软件支付的混合体。这意味着 真你平台 捕捉与掌握着一个人的所有数据，包括其历史，喜好，人际网，生物特征识别，包括脸部识别等数据。这些信息被编辑到平台上，每人一个用户账号，每个账号仅代表一个人。这是圆环的基础框架，其他软件与硬件 仅是在其周围的延伸。例如SeeChange或‘海变’微型监视器，当然还有智能手机。简而言之，圆环公司 构建了一个全球规模的传感和计算系统，渗透了人民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真你平台的关键特征是每个用户账号都全面透明公开，也就是其他用户与圆环公司本身以随时看到任何人的历史与动态。在小说中，这种彻底的透明性成功地消除了身份盗窃，交易欺诈和网上捣蛋等现象。此效应迅速使真你被广泛采用，铺垫着圆环公司的全球渗透。圆环公司的核心宗旨是全人类的透明化，不论个人的社会与公众地位。例如，海变微型监视器 的普及可造就 平民对权威人士的反监视。也就是说，它可以促进对警察，军事人员以及政治人物的所作所为的时刻监视。使他们的每一刻可视，可见，因而可负责。

控制性社会

好。我们该怎样将《圆环》解读为当下的写照？我们应该吗？还记得，在福柯提出的“规训社会”概念中，人的身体习惯是通过多种纪律机构而被塑造的，例如 工作场所，学校和监狱[xi]。在此，执行纪律监督的人员（例如办公室上司和学校老师）与其相应的正规行为和政策体系 都位于特定的空间范围内。也就是说：那些社会机构有着空间上的局限。

可是，自20世纪中叶以来，信息技术逐渐扩散到了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开始改变了有空间有限的纪律操作布局。有着无处不在的信息科技系统，简称普适计算 [xii](ubiquitous computing)， 纪律的操作与其 物质空间脱钩，也就是脱离了学校或办公楼等场所。这种新模式在1990年被哲学家吉勒·德勒兹（Gilles Deleuze）命名为‘控制性社会’(control society)[xiii]/[xiv]。 控制性社会的核心工具可以被概括为：一个有感官和可操作的数据库。

此数据库演变着纪律机构一直在做的事情。那就是根据一套 分类方案 对人群做出分类 并给予各类人不同的对待。如学校那套分类方案可包括：优，良，及格，不及格；出席，缺席，迟到，等等。你在控制性社会的亲身体验 就在当你的身体被安排在某关卡内外的那瞬间。这内外则在于你的资格与数据系统的回应。例如：如果你的成绩足够好，你可以报考某级别的大学。或者：根据你法律或企业身份的分类，你会获得相应的医疗福利，等。因此，机构性数据库的 分类方案与级别制的访问权限 是控制性社会内政治斗争的一个关键点。

控制性社会的逻辑是将固体的机构液体化，使它们变为一套 检查点网络。在同一篇论文中，德勒兹（Deleuze）引用了他小伙伴 菲利克斯·加塔利（Felix Guattari）的虚构城市。此城市被划分为若干区域，各区临界安装着传感器，用于识别人流中各个电子卡访问权限，允许部分人进入某区域，而拒绝其他人。

在控制性社会概念的基础上，社会学家Haggerty与Ericson在2000[xv]年提出了一种新出现的身份形式。该形式完全由学校成绩，犯罪记录，信用等级，购物记录，点击点赞记录，等数据组成。我将他们的概念翻译为‘数据幽灵’(data-double)：这就是你个人在 所有数据库当中 幽灵般的集合体。此集合体 通过多种数据库的分类方案，得到多种身份的标签，因而受到数据库给予的不同对待。一个明显的例子为机场里层层的检查点。银行是个较隐蔽的检查点：它根据人群的信用记录，划分高信用人群给予抵押，等等。

《圆环》里的 真你平台 (TruYou) 在这里表达了对 数据幽灵 变为现实的焦虑：也就是所有数据库被统一和连接后的状态。尽管有理论上的可能性，数据库统一还没成现实。为什么这么说？你想想 当你申请工作，入学或移民时，你是否需要自己汇集你自己‘卡夫卡式’（海量）的文件数量。所以，数据幽灵在当代仍然需要个人来汇集。当然也有例外情况，比如当你受到刑事，民事或税务方面的调查时。在这种情况下，其他人会汇集你的档案。

尾声

最后，我该指出，控制性社会的逻辑不一定需要普适计算才能运行。比如，控制逻辑的设计在 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 有着黑暗的案例。城市被划分，临界线要道布满了有着巡逻人员的检查点。巡逻人员根据人流的皮肤与 国内护照 (passbook) 对其进行分类。有些学者还指出身份证件和监视之间 分不开的的历史联系。甚至有些学者将控制逻辑追溯到人类文明早期：为了战争，产权，税收，执法等 帝国建设目的，权威组织需要构造清晰的分类方案，将无规则的事物可视化，可测量化，因而可供治理。也就是 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例如执行我们眼前的交通规则。如果我一定要在这有个论点的话，那就是：监视不应被视为一种独立的现象；以监视为焦点只会让我们生发无尽的偏执。监视 应当从属于 分类与感知 层面的课题，后者应该从属于社会组织层面的问题。因此，机构性数据库的 分类方案与级别制的访问权限 则是控制性社会内政治斗争的一个关键点，而不是监视本身。若只聚焦监控本身，人只会担忧自己被定性为异常的可能，也就是一种偏执心态。而不会去注意更主要的问题，那就是：什么被数据库分类为异常，问什么会这么分。

[i] Spurr, David. 2011. “Paranoid Modernism in Joyce and Kafka.”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34(2):178-191.

[ii] Lyon, David. 2018. The Culture of Surveillance: Watching as a Way of Lif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iii] Jarvis, Brian. 2019. “Surveillance and Spectacle Inside The Circle.” Pp. 275-294. in Surveillance, Architecture, and Control: Discourses on Spatial Culture, edited by S. Flynn and A. Macka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iv] Glinsky, Albert. 2000. Theremin : ether music and espionag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v] Robb, Gary C. 1980. “Police Use of CCTV Surveillance: Constitutional Implications and Proposed Regulation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Journal of Law Reform 13(3):571-602.

[vi] Gold, Joel and Ian Gold. 2015. Suspicious Minds: How Culture ShapesMadness. New York: Free Press.

[vii] Foucault, Michel. [1975] 1995.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lated by Alan Sheridan. New York, US: Vintage Books.

[viii] Rucker, Rudy. 1983. A Transrealist Manifesto. http://www.rudyrucker.com/pdf/transrealistmanifesto.pdf

[ix] Or “ideal-type,” in the Weberian sense. 

[x] Eggers 2013:21

[xi] Foucault, Michel. [1975] 1995.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lated by Alan Sheridan. New York, US: Vintage Books.

[xii] Weiser, Mark. 1991. “The computer for the 21st Century.” Scientific American 265(3):94-104. https://www.ics.uci.edu/~corps/phaseii/Weiser-Computer21stCentury-SciAm.pdf

[xiii] Deleuze, Gilles. [1990] 1992. “Postscript on the Societies of Control.” October, 59:3-7. https://www.blogs.hss.ed.ac.uk/crag/files/2015/09/deleuze_control.pdf

[xiv] Deleuze’s diction is obviously the more famous one. But several other articulations have emerged around the 1990 mark. Such as “dossier society” (Kenneth Laudon 1988), “dataveillance” (Roger Clarke 1988).

[xv] Haggerty, Kevin D. and Richard V. Ericson. 2000. “The Surveillant Assemblag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0(4): 605-22.